一帶一路基本內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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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帶一路”倡議自提出以來不斷拓展合作區域與領域，嘗試與探索新的合作模式，使之得以豐富、發展與完善，但其初衷與原則卻始終如一。這是認知與理解“一帶一路”倡議的基點與關鍵。
“一帶一路”是開放性、包容性區域合作倡議，而非排他性、封閉性的中國“小圈子”。當今世界是一個開放的世界，開放帶來進步，封閉導致落後。中國認為，只有開放才能發現機遇、抓住用好機遇、主動創造機遇，才能實現國家的奮鬥目標。“一帶一路”倡議就是要把世界的機遇轉變為中國的機遇，把中國的機遇轉變為世界的機遇。正是基於這種認知與願景，“一帶一路”以開放為導向，冀望通過加強交通、能源和網絡等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建設，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、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，開展更大範圍、更高水平、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，打造開放、包容、均衡、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，以此來解決經濟增長和平衡問題。這意味著“一帶一路”是一個多元開放包容的合作性倡議。可以說，“一帶一路”的開放包容性特征是區別於其他區域性經濟倡議的一個突出特點。
“一帶一路”是務實合作平臺，而非中國的地緣政治工具。“和平合作、開放包容、互學互鑒、互利共贏”的絲路精神成為人類共有的歷史財富，“一帶一路”就是秉承這一精神與原則提出的現時代重要倡議。通過加強相關國家間的全方位多層面交流合作，充分發掘與發揮各國的發展潛力與比較優勢，彼此形成了互利共贏的區域利益共同體、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。在這一機制中，各國是平等的參與者、貢獻者、受益者。因此，“一帶一路”從一開始就具有平等性、和平性特征。平等是中國所堅持的重要國際準則，也是“一帶一路”建設的關鍵基礎。只有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合作才能是持久的合作，也才會是互利的合作。“一帶一路”平等包容的合作特征為其推進減輕了阻力，提升了共建效率，有助於國際合作真正“落地生根”。同時，“一帶一路”建設離不開和平安寧的國際環境和地區環境，和平是“一帶一路”建設的本質屬性，也是保障其順利推進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。這些就決定了“一帶一路”不應該也不可能淪為大國政治較量的工具，更不會重復地緣博弈的老套路。
“一帶一路”是共商共建共享的聯動發展倡議，而非中國的對外援助計劃。“一帶一路”建設是雙邊或多邊聯動基礎上通過具體項目加以推進的，是在進行充分政策溝通、戰略對接以及市場運作後形成的發展倡議與規劃。2017年5月《“一帶一路”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圓桌峰會聯合公報》中強調了建設“一帶一路”的基本原則，其中就包括市場原則，即充分認識市場作用和企業主體地位，確保政府發揮適當作用，政府采購程序應開放、透明、非歧視。可見，“一帶一路”建設的核心主體與支撐力量並不在政府，而是企業，根本方法是遵循市場規律，並通過市場化運作模式來實現參與各方的利益訴求，政府在其中發揮構建平臺、創立機制、政策引導等指向性、服務性功能。
“一帶一路”是和現有機制的對接與互補，而非替代。“一帶一路”建設的相關國家要素稟賦各異，比較優勢差異明顯，互補性很強。有的國家能源資源富集但開發力度不夠，有的國家勞動力充裕但就業崗位不足，有的國家市場空間廣闊但產業基礎薄弱，有的國家基礎設施建設需求旺盛但資金緊缺。我國經濟規模居全球第二，外匯儲備居全球第一，優勢產業越來越多，基礎設施建設經驗豐富，裝備制造能力強、質量好、性價比高，具備資金、技術、人才、管理等綜合優勢。這就為中國與其他“一帶一路”參與方實現產業對接與優勢互補提供了現實需要與重大機遇。因而，“一帶一路”的核心內容就是要促進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互通，對接各國政策和發展戰略，以便深化務實合作，促進協調聯動發展，實現共同繁榮。顯然，它不是對現有地區合作機制的替代，而是與現有機制互為助力、相互補充。實際上，“一帶一路”建設已經與俄羅斯歐亞經濟聯盟建設、印尼全球海洋支點發展規劃、哈薩克斯坦光明之路經濟發展戰略、蒙古國草原之路倡議、歐盟歐洲投資計劃、埃及蘇伊士運河走廊開發計劃等實現了對接與合作，並形成了一批標誌性項目，如中哈（連雲港）物流合作基地建設。作為新亞歐大陸橋經濟走廊建設成果之一，中哈（連雲港）物流合作基地初步實現了深水大港、遠洋幹線、中歐班列、物流場站的無縫對接。該項目與哈薩克斯坦“光明之路”發展戰略高度契合。哈薩克斯坦“光明道路”黨主席佩魯阿舍夫就表示，在與“光明之路”新經濟政策的對接中，“一帶一路”倡議有效推動了哈薩克斯坦乃至整個中亞地區的經濟發展，為各國在經濟、文化等領域的合作開辟了廣闊空間，創造了更多機遇。
“一帶一路”建設是促進人文交流的橋梁，而非觸發文明沖突的引線。“一帶一路”跨越不同區域、不同文化、不同宗教信仰，但它帶來的不是文明沖突，而是各文明間的交流互鑒。“一帶一路”在推進基礎設施建設，加強產能合作與發展戰略對接的同時，也將“民心相通”作為工作重心之一。通過弘揚絲綢之路精神，開展智力絲綢之路、健康絲綢之路等建設，在科學、教育、文化、衛生、民間交往等各領域廣泛開展合作，“一帶一路”建設民意基礎更為堅實，社會根基更加牢固。法國前總理德維爾潘認為，“一帶一路”建設非常重要，“它是政治經濟文化上的橋梁和紐帶，讓人民跨越國界更好交流”。因而，“一帶一路”建設就是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、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，為相關國家民眾加強交流、增進理解搭起了新的橋梁，為不同文化和文明加強對話、交流互鑒織就了新的紐帶，推動各國相互理解、相互尊重、相互信任。
國際意義
“一帶一路”合作範圍不斷擴大，合作領域更為廣闊。它不僅給參與各方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合作紅利，也為世界貢獻了應對挑戰、創造機遇、強化信心的智慧與力量。
“一帶一路”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徑與方向。當今世界，挑戰頻發、風險日益增多。經濟增長乏力，動能不足，金融危機的影響仍在發酵，發展鴻溝日益突出，“黑天鵝”事件頻出，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擡頭，“逆全球化”思潮湧動，地區動蕩持續，恐怖主義蔓延肆虐。和平赤字、發展赤字、治理赤字的嚴峻挑戰正擺在全人類面前。這充分說明現有的全球治理體系出現了結構性問題，亟須找到新的破題之策與應對方略。作為一個新興大國，中國有能力、有意願同時也有責任為完善全球治理體系貢獻智慧與力量。面對新挑戰新問題新情況，中國給出的全球治理方案是：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，實現共贏共享，而“一帶一路”正是朝著這個目標努力的具體實踐。“一帶一路”強調各國的平等參與、包容普惠，主張攜手應對世界經濟面臨的挑戰，開創發展新機遇，謀求發展新動力，拓展發展新空間，共同朝著人類命運共同體方向邁進。正是本著這樣的原則與理念，“一帶一路”針對各國發展的現實問題和治理體系的短板，創立了亞投行、新開發銀行、絲路基金等新型國際機制，構建了多形式、多渠道的交流合作平臺，這既能緩解當今全球治理機制代表性、有效性、及時性難以適應現實需求的困境，並在一定程度上扭轉公共產品供應不足的局面，提振國際社會參與全球治理的士氣與信心，同時又能滿足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變革全球zhan治理機制的現實要求，大大增強了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，是推進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的重大突破。
“一帶一路”為新時期世界走向共贏帶來了中國方案。不同性質、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，其具體的戰略訴求與優先方向不盡相同，但各國都希望獲得發展與繁榮，這便找到了各國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約數。如何將一國的發展規劃與他國的戰略設計相對接，實現優勢互補便成為各國實現雙贏多贏的重要前提。“一帶一路”正是在各國尋求發展機遇的需求之下，同時尊重各自發展道路選擇基礎之上所形成的合作平臺。因為立足於平等互利、相互尊重的基本國際關系準則，聚焦於各國發展實際與現實需要，著力於和各國發展戰略對接，“一帶一路”建設在贏得了越來越多的世界認可與贊譽的同時，也取得了日益顯著的早期收獲，給相關國家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，給世界帶來了走向普惠、均衡、可持續繁榮的信心。2016年10月開通的非洲第一條電氣化鐵路——亞吉鐵路（亞的斯亞貝巴至吉布提）和2017年5月開通的蒙內鐵路（蒙巴薩至內羅畢），成為中國在非洲大陸承建的兩大極具影響力的世紀工程，受到許多非洲國家好評，被譽為“友誼合作之路”和“繁榮發展之路”。從中非合作的縮影可以看出，“一帶一路”是一條合作之路，更是一條希望之路、共贏之路。
“一帶一路”為全球均衡可持續發展增添了新動力，提供了新平臺。“一帶一路”涵蓋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，實現了“南南合作”與“南北合作”的統一，有助於推動全球均衡可持續發展。“一帶一路”以基礎設施建設為著眼點，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，推動中國與相關國家的宏觀政策協調。對於參與“一帶一路”建設的發展中國家來說，這是一次搭中國經濟發展“快車”“便車”，實現自身工業化、現代化的歷史性機遇，有力推動的南南合作的廣泛展開，同時也有助於增進南北對話，促進南北合作的深度發展。不僅如此，“一帶一路”倡議的理念和方向，同聯合國《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》高度契合，完全能夠加強對接，實現相互促進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示，“一帶一路”倡議與《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》都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，都試圖提供機會、全球公共產品和雙贏合作，都致力於深化國家和區域間的聯系。他強調，為了讓相關國家能夠充分從增加聯系產生的潛力中獲益，加強“一帶一路”倡議與《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》的聯系至關重要。就此而言，“一帶一路”建設還有助於聯合國《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》的順利實現。
寫下了《絲綢之路：一部全新的世界史》一書的英國歷史學家彼得·弗蘭科潘說：“絲綢之路曾經塑造了過去的世界，甚至塑造了當今的世界，也將塑造未來的世界。”作為和平、繁榮、開放、創新、文明之路，“一帶一路”必將會行穩致遠，惠及天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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